12 3 下一页

查看: 1176|回复: 22

[长篇连载] 《一代大师季羡林》授权连载 [复制链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5 15:33:58 |显示全部楼层

快速分享：

　　《一代大师季羡林》
　　ISBN: 978-7-5387-3009-8
　　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 何南. 著
　　定价: ￥29.8元
　　版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5 15:34:33 |显示全部楼层

　　本书详细介绍了国学季羡林一生,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主要著作：《天竺心影》、《季羡林选集》、《朗润集》、《留德十年》、《牛棚杂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译著有：《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5 15:35:46 |显示全部楼层

　　目录
　　
　　
　　引子……………………………………………………1
　　第一章君本齐鲁子，年少自鲲鹏……………………3
　　第一节童年已知愁滋味………………………………5
　　第二节小学是一支无邪的歌…………………………20
　　第三节那泉，那湖，那人，那事……………………34
　　第二章佳园多逸兴，豪气满京华……………………53
　　第一节圆梦清华园……………………………………55
　　第二节清华“四剑客”………………………………60
　　第三节名校有名师……………………………………66
　　第四节吾师西谛先生…………………………………70
　　第五节永久的悔………………………………………73
　　第六节四年磨一剑……………………………………77
　　第三章壮怀正蹭蹬宝剑初示人……………………83
　　第一节染上“留学热”病毒…………………………85
　　第二节母校登杏坛……………………………………86
　　第四章十年求学路一颗家国心……………………95
　　第一节云路正漫漫……………………………………97
　　第二节重返清华园……………………………………103
　　第三节登陆哥廷根……………………………………107
　　第四节慈爱女房东……………………………………110
　　第五节迢遥家国梦……………………………………112
　　第六节战乱的夹缝中…………………………………116
　　第七节反法西斯的人们………………………………123
　　第八节那一段异国情缘………………………………129
　　第九节泪别哥廷根……………………………………138
　　第五章鸿鹄欲展翅春色满燕园……………………141
　　第一节红楼治学人……………………………………143
　　第二节翠花胡同往事…………………………………149
　　第三节骐骥更奋蹄……………………………………154
　　第四节辉煌者的通行证………………………………156
　　第五节严霜结庭兰……………………………………163
　　第六节春色与暗流……………………………………166
　　第七节平凡的高标……………………………………171
　　第六章牛棚锁云志激流作转蓬……………………179
　　第一节山雨欲来风满楼………………………………181
　　第二节寒风摧树木……………………………………186
　　第三节太平庄里的太平………………………………198
　　第四节牛棚啊牛棚……………………………………203
　　第五节长夜未央………………………………………220
　　第六节逆境中的坚守…………………………………226
　　
　　第七章云开雾散日老骥伏枥时……………………231
　　第一节含笑复展眉……………………………………233
　　第二节为非凡下个定义………………………………239
　　第三节重返哥廷根……………………………………246
　　第四节大师的风范……………………………………250
　　第五节深深赤子情……………………………………253
　　第六节直面牛棚岁月…………………………………255
　　第七节绿阴满地子满枝………………………………259
　　第八节往事不堪忆……………………………………267
　　第九节养生的“秘诀”………………………………270
　　第十节永远的中山装…………………………………274
　　第十一节炽热的情怀…………………………………276
　　第十二节虚名如浮云…………………………………280
　　第十三节人生赛场上的最后冲刺……………………283
　　第十四节最后的温暖…………………………………288
　　尾声………………………………………………………291
　　后记………………………………………………………293
　　附录一季羡林年谱……………………………………297
　　附录二季羡林作品简表………………………………303
　　本书重要参考文献………………………………………307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5 15:36:20 |显示全部楼层

　　引子
　　
　　
　　2007年2月26日晚。
　　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颁奖盛典。
　　当主持人大声读出“季羡林”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场爆发出雷鸣一般的掌声。
　　96岁高龄，近一个世纪治学不止，笔耕不辍，历尽艰难挫折，笑对阴霾朝阳，这就是季羡林，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一条供人遵行的大道。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精通十二种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2009年7月11日早晨8时50分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季羡林，以宽宏之心待人，以超然之怀处世，博大仁爱，正直无私，不仅在学术上、文学上堪称巨擘，更在品德上、人格上无愧高标。
　　“感动中国”评委写给季羡林的颁奖辞是：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恰切之至，名至实归。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9 09:36:22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一章第一节
童年已知愁滋味

1911年公历8月6日，原本是炎热的夏季，在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为临清市）官庄村的一户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哭声，这哭声和远处池塘里青蛙的亢鸣浑然一体，甚至使原来烦乱的蛙鸣为之暂时的静息。这哭声让这家姓季的所有人心里为之一振，像一个心悸体弱的人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样。于是，此时的炎热便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缕缕的清凉，这清凉直沁入人的心里。
从这嘹亮的哭声里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一家刚出生的是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被人称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季羡林。
季羡林出生的这一天，距离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10日仅有两个月零四天。正是有这两个多月的“履历”，季羡林经历了清朝的末年的“末”，所以，成年后的季羡林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此时的中国，虽然刚刚推翻了清朝苛厉的统治，但神州大地依然一片混乱，一片黑暗。季羡林就是在这样的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时刻降临人间的。
七十多年以后，季羡林在他的《我的童年》一文里写道：
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就是“朝廷”二字。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乡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肃然起敬。我当然更是如此。总之，当时皇威犹在，旧习未除，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毫无万象更新之象。
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人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富南方，穷北方。是的，南方富庶，北方贫穷，而在贫穷的省份里，山东更穷。专就山东的情形而论，是东部富裕而西部贫穷。季羡林的故乡清平县位于山东省的西部，是最穷的县，而他所赖以生存的村庄——小小的官庄又是清平县这个穷县中最穷的村，不幸的是，季羡林家又是官庄村中最穷的家。
因此，季羡林在《我的童年》的开头这样奠定自己的感情基调：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其实，季羡林的家族的经济状况并非一直这么惨。在季羡林诞生以前，他们的家族似乎也曾有过较为富足的好光景，但生活永远不像人想像的那么好，好日子也似乎不大甘心长久地青睐他们季家。
季羡林的祖父，有一个怪怪的名字，叫季老苔。季老苔膝下有三子，老大季嗣廉，就是季羡林的父亲；老二季嗣诚，是季羡林的叔父。老三生下不久，就因为实在无法养活而送了人，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就跟着来领养的人姓了刁。
季老苔夫妇年龄还不到五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两个儿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地无一垄，房无一间，几乎没有了立锥之地。这两个失去了严父慈母的孩子，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着是多么艰难，概可想见。可以说，生活的巨碾像索命一般追赶着他们，稍不留神就被碾得粉身碎骨。
季羡林的堂祖父是一个举人，住在官庄的村北头，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也是家族里最大的官。他是一个慈爱的人，曾养育过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可是家大负担重，人多是非多，无法管他们太久，以致实在饿得不行了的兄弟俩有几次被迫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聊以充饥。
日子像一辆羸牛拉的破车，艰难地向前滚动，狭窄而崎岖的路上还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无奈，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最后还是被迫弃家(其实家已经在惊醒前的梦里了)出走，逃难到济南去谋生糊口，并寻找机会振兴家业。
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四顾无朋，只得拼命讨生活。他们什么样的苦活都不拒绝，一丁点儿的机会都不放过，以图能够尽快实现梦想。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天道酬勤，一段时间之后，季羡林的叔父最终站住了脚，在济南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想起当初振兴家业的誓言，兄弟俩做了一个新的决定：由哥哥（季羡林的父亲）回老家去继续操持田地，留下弟弟（季羡林的叔父）一个人在济南挣钱。
季羡林的父亲季嗣廉返乡后，就靠父亲季老苔留下的很少几亩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勉强还过得下去。几年后，他娶了媳妇，媳妇姓赵，是邻村的，家境也很穷，连个名字都没起，嫁到季家之后，就成了季赵氏。她就是季羡林的母亲。
这时候，季羡林的叔父季嗣诚，虽然尽力挣扎，终于还是在济南失了业。民国元年，他被迫下了关东，用身上仅有的五角大洋买了十分之一张湖北水灾奖券，居然中了头奖。虽然只拿到了十分之一的奖金，但数目已极可观。叔父回忆说，一夜做梦，梦到举人伯父教他作诗，有两句诗，醒来还记得：“阴阳往复竟无穷，否极泰来造化工。”后来中了奖，以为是先人呵护。他用这些钱在故乡买了地，盖了房，狠狠地阔气了一把。
这笔意外之财让季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哥哥继续留在官庄，守住大房子和地，而弟弟有了钱，不再回东北，又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济南府了。但季羡林的父亲游手好闲，农活干不了很多，又喜欢结交朋友，不多久，就拆了房子，卖了地，一个好好的家，让他挥霍殆尽，又穷得只剩半亩地，依旧靠在济南的弟弟接济。
讲到父亲的挥霍，季羡林这样说过：
其实他既不酗酒、嗜赌，也不嫖、吃，自己没有什么嗜好。唯一嗜好是充大爷，有点孟尝君的味道。他能在庙会上大言宣布：“今天到会的，我都请客！”他去世的时候，我奔丧回家，为他还账，只是下酒吃的炸花生米钱就有一百多元。那时候一百元是个大数目。大学助教每月工资八十元，这些东西当然都不是他自己吃的，而是他那些酒友。
一场春梦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季羡林出生以后直到记事，他的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在小小的他的记忆里，一年能吃上白面的次数非常有限，平常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吃红高粱面做成的硬硬的饼子。不单单是白面的危机，因为没有钱买盐，只得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用在锅里煮水土法加工食盐，以此腌些咸菜，年头到年尾，一家人就吃这种咸菜，日子的紧巴可想而知。
旧时，山东农村把用小麦面做成的食品称为“面饭”，只要是吃到一次“面饭”，就算是吃到好的了。季羡林在家，一年最多能吃到一两次“面饭”，所以吃顿“白的”面食，便成了他的最大愿望。
对于白面的渴望，定格在了季羡林的心中，因此，对生活里的亮色，他记忆特深，无论多长时间，都铭刻于心。他在一篇文章里用暖色的笔触饱含深情地写道：
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四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脚就往村里跑(我们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每家有几十亩地)特别孝敬她的。她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季羡林一生喜欢吃烤馒头片，据他说，这一习惯的形成，就与小时候的这种最高享受有关。
有一年的中秋节，季羡林的母亲意外地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她掰了一块给自己的丈夫，剩下的一点给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季羡林生平第一次见到月饼，他兴冲冲地接到这一小块月饼，蹲在院里的一块石头边吃起来。月饼太小，他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吃，只是一小口一小口、仔细地、慢慢地品尝着月饼的滋味。这时候，母亲只是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心爱的儿子，拿着这一小块月饼，大快朵颐似地享受着。年少的季羡林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只知道母亲一口也没有尝。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也从来没沾过边，都留给儿子吃了。
那时候，季羡林家里早已经从万丈高楼跌落到了平地，只能常年以红高粱饼子为主食，小孩称为吃“红的”，而用玉米面做成的黄饼子，被称为“黄的”。“黄的”有两种，一种是用玉米面、小米面做成的饼子，这种饼子在季羡林家里也是很难吃到的东西，但相对来说还是有机会吃的；另一种是黍谷做成的黄粘糕，则一年只能见一次，所以也就成为幼小的季羡林心中的珍品。
季羡林五岁时，为了能多吃一顿玉米面、小米面饼子，常给邻居二大爷家打牛草。春夏之交，青草已经长出来，高粱也长高了。他便去割点青草，或劈点高粱叶，当然都不多，送到二大爷家里，便觉得是立了功，“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走，总能吃上一顿玉米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年糕也叫粘糕，就是在二大爷家吃到的，但这种机会很难得，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这种好吃的东西。
童年时这些与吃有关的事，永远地留在季羡林的记忆之中，至今仍深深地刺伤着他的心。
在众多日子堆成的石子阵里，饥饿的感觉始终最硌人。但关于单色的童年记忆，季羡林总是珍藏着一些闪亮的贝壳。
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记有这样一件事，让我们既看出季羡林小时候生活的一斑，又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那种令人动容的温暖——
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
这时候，往往是儿子在水里笑，母亲站在岸上也笑。每每忆及这如诗如画的一幕，季羡林总感到回味无穷。和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小时候季羡林在母亲跟前撒娇、淘气，有时也难免遭到母亲的怒嗔，季羡林知道这是母爱的另一种表现。
夏天。
黄昏。
屋后面是一个大苇坑，差不多有一个小湖那样大，远远看去，一片汪洋。坑里芦苇丛生，密密匝匝，如烟似雾。夏末，芦苇顶部白茸茸的小花，望过去，像一片涌动的银海。芦苇丛稀疏的地方，能看到清澈的水面，风吹过来，芦苇一摇一摆的，像在跟谁打着招呼。
在芦苇的招呼里，小小的季羡林耐不住黄昏的寂寞，常一个人来到坑边。
季羡林经常在黄昏时分独自坐在这喧哗着的芦花丛旁，凝望着水面呈现出的粼粼的清光。蓦地，芦苇丛里发出异样的声音，季羡林吃了一惊，接着，有一两条小鱼跃出水面，嬉戏着，充满自信地向季羡林展示着自己的身姿。看着看着，季羡林高兴起来，爹娘的叮嘱便被抛诸脑后。于是，跳下水去像小鱼一样地体验一把是免不了的了。
那种悠然和惬意，非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所能理解。
早晨，如果太阳还没出来，水面就会沉静许多，颜色也会含蓄很多，静静的，呈着绿色，芦苇丛里面能够看到的小块水面颜色就会更深。这个时候，有另外一种吸引人的地方。季羡林不像一般的小孩子一样喜欢睡懒觉，他喜欢早早爬起来，沿着这弯曲的水坑走，这时候，人们多还没有起来，连小鱼也在酣睡。
起这么早不是季羡林失眠或者有什么难以排解的心事。其实，他还真想做点什么。这不，他走到一处水浅的地方，把细细的手臂伸到水里去。他在干什么呢？很快，他脸上有了一种奇怪的表情，然后他往四面看看，还好，没有其他人，连一只鸟都没有。然后，他慢慢从水里抽出胳臂，这时，他手里攥着一个东西，白白的，看不太分明。慢慢地，季羡林把手掌摊开了，把那个白白的东西放到眼底下看，似乎不太认识这物件是什么。噢，真的，不错，是真的，一个大大的野鸭蛋！于是，小小的脸蛋上绽开了一朵花。回去吧，他对自己说，娘会挂念的！季羡林此时似乎已经看到，娘对自己的赞许。
秋天的翅膀扇动，庄稼开始熟了。一望无际的鲁西大平原上，高粱红，谷子黄。绿豆啦，玉米啦，黄豆啦，也都在向人们报告着丰收的喜悦。
五六岁的季羡林最喜欢走进高粱地，他感到高粱很神奇，竟然比他的身子高出那么多！走进高粱地，便有一种走进大森林一般的感觉，尽管季羡林从没有进过一望无边的森林。透过高粱密叶的间隙，能看到上面的蓝天，这时候看到的天是多么奇怪啊。每天早晨，朝露还未退去，季羡林便来到高粱地里，用手拨拉高粱叶子玩。叶子上的露水，像一颗颗珍珠闪着淡白的光。有的大水珠，还能照出自己像一粒芝麻那样小的有点变形的脸来，小小的他，自然感到又有趣，又新鲜。
老玉米也长得比季羡林高得多，踮起脚尖，才能掰到棒子。季羡林非常羡慕它们，也盼着自己能快点长高。
绿豆和黄豆都比他矮，所以季羡林也喜欢在它们中间走一走。走在绿豆黄豆中间，他觉得轻松，一点也不闷得慌，要是有过路人的话，他们就可以看到他，说不定还会夸他一句呢！
矮小的作物不知道，它们无意间给了这个孩子一种自信。
因此，他喜欢在豆子地里帮助大人干点活。他总是缠着母亲，母亲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像个影子一样。往往是午饭以前，他跟着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到家以后，把豆粒剥出来，回去煮午饭吃，黄豆真香啊！
对这段生活，季羡林后来回忆说：
总之，这一片豆子地就是我的乐园，我说话像百灵鸟，跑起来像羚羊，腿和嘴一刻也不停。干起活来，更是全神贯注，总想用最高的速度摘下最多的绿豆荚来。但是，一检查成绩，却未免令人气短：母亲的筐子里已经满了，而自己的呢，连一半还不到哩。在失望之余，就细心加以观察和研究。不久，我就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妙，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上。
后来，离开了母亲，但母亲的面影和这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却时时出现在眼前。多少年后，公共汽车上，偶尔发现老妇人一双长满老茧的手，马上会想到母亲的手，母亲的面影也就同时出现在面前。虽然只有6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母亲的面影却是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季羡林在回忆童年的文章里提到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是他喜欢和敬重的乡邻宁家三口中的两位，还有一位是宁大叔，他们家大概有两三亩地，全家就以此聊生。小时候，季羡林特别喜欢宁大姑，同她腻在一起的时候最多。夏天的晚上，屋子里仿佛蒸笼一般，清凉的梦境距季羡林的村民们有足够的遥远，这样，季羡林的母亲和宁大婶、宁大姑，还有一些住在不远的地方的大婶们和大姑们，就会凑到一起，坐在或躺在铺到地上的苇子席上，谈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眉飞色舞之间，一种朴素的乡邻之情便被铺染得浓郁。与此同时，她们手里驱逐蚊虫的大蒲扇丝毫未停，摇着摇着，摇得夏夜深深而静寂。但季羡林和宁大姑对谈论这些事情都没有兴趣，乡情浓浓的喧嚷里，只有他们躺在席子上，眼望着天。乡下的天好像是离地近，天上的星星也好像是离人近，它们在不太辽远的天空里向人们眨巴眼睛。有时候有流星飞过，他们称之为“贼星”，究竟为何会有此称呼，小时候的季羡林并不知道，似乎也不愿很刻意知晓。
毫无疑问，季羡林是聪慧过人的。大概在四岁到六岁之间吧，他开始识字了，家穷上不起私塾，为他开蒙的老师是本村的马景功先生。岁月的流逝，带走了许许多多或让人喜悦或让人悲伤的东西。开始识字的季节，私塾之类的场所，《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书籍，似乎从来就不曾真地走进童年季羡林的生活里去，因为他实在想不起关于它们的样子，哪怕仅仅是一丁点儿的影子。
令人心酸的是，在季羡林的家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本书，就连带字的什么纸条子也没有光顾过，只有摇摇欲坠的房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是认识了一些字，这就让季羡林觉得，那类似私塾的地方，那开蒙的书本，还有邻居马景功先生，的确是勿庸置疑地存在于他的生命里。
让季羡林记忆时刻不曾淡化的是他的小伙伴。如果他的童年可以说是枯燥的话，小伙伴的存在则从某种意义上大大改观了这种令人遗憾的窘状。
1986年，已经七十五岁的季羡林欣喜地挥动着他含情的笔——
（关于小伙伴）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个：一个叫杨狗，我前几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现在还活着，一字不识；另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谁。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玩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一天也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练就了一身蹿房越脊的惊人本领，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浑身悬空，围绕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腊月，赤身露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仍然能活着。据说他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绿林英雄的义气。后来终于被捉杀掉。我每次想到这样一个光着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季羡林皱眉的回忆、含泪的欣喜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
1917年，季羡林六岁的时候，他生命的河流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对于他的意义至弘至远。
在季氏家族，季羡林父亲的兄弟中，只有排行老大的那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不幸的是，此子早早夭亡，让季家人一下子陷入后嗣乏人的泥淖之中。季羡林出生后，就成了季家的下一代中唯一的男孩子。在那个年代里，这意味着什么，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济南的季羡林的九叔（叔父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只有一个女儿。于是为了季家的下一代，兄弟俩一商量，就要把人事不更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念书，以求他光宗耀祖。
事情其实始于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当季羡林的叔父和婶婶回到官庄时，看到了六岁的季羡林因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在胡闹，完全与当时和他同龄的乡下孩子没什么两样，甚至和泥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叔父婶婶非常痛心，这才产生了接他到济南的想法。
那一年的春节前夕。天冷极了，风硬极了，像针，刺在人脸上生疼；孩子要离开家到遥远的济南的消息也像针，刺在季羡林母亲柔弱的心上。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季羡林的母亲心里是什么滋味，是如何的痛苦，但又没有办法，毕竟此举是为孩子好。再说，即便她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小叔子随便找个理由把孩子带走，她一个弱女子又有什么办法拦得住？！
直到很多年以后，季羡林才听人告诉他说，他的母亲曾经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句话，虽然不是他亲耳听到的，虽然讲述者也并非饱含感情说给他的，但在季羡林听来，却不啻一声惊雷，震在他心上，并且终生回荡在他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季羡林心里翻涌着波涛。
1917年刚过了春节不久，季羡林离开了只生活了六年的故乡清平县官庄村，跟着他父亲骑着一头毛驴，历时两天，来到了以湖光山色著名的山东省最大的城市——济南。
那天，季羡林与父亲走在一条古旧的黄土街上，然后，扭头转进一个有石头台阶、颇带些古董味道的大门里去。
进了大门，迎头是一棵大的枸杞树。因为刚刚走过了长长的、曲曲折折的迷宫似的街，走进屋里，眼前还只是一片花，没有看到一个人，定了定神，眨巴了好几下眼睛，才看到了婶母。
不久，在屋内黑暗的角隅里，发现了一个老人，在起劲地同叔父谈着话。
这个老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看他的第一眼起，季羡林心里已经留下了一个莫大的威胁，并形成了一个神怪老人的印象：胡子，白白的，稀稀的；头发，白白的，稀稀，头发和胡须之间，夹着一张棕黑色的面孔，和蝙蝠的脸形状差不多。和父亲说话的时候，那个老人的胡子在一上一下地颤动着，这让季羡林蓦地想起老家的一种动物来——
我不敢再看他，我只呆呆地注视着那棵枸杞树，注视着细弱的枝条上才冒出的红星似的小芽，看熹微的晨光慢慢地照透那凌乱的枝条。小贩的叫卖声从墙外飘过来，但我不知道他们叫卖的什么。对我，一切都充满了惊异。故乡里小村的影子，母亲的影子，时时浮掠在我的眼前。我一闭眼，仿佛自己还骑在驴背上，还能听到驴子项下的单调的铃声，看到从驴子头前伸展出去的长长又崎岖的仿佛再也走不到尽头的黄土路。在一瞬间，这崎岖的再也走不到尽头的黄土路就把自己引到这陌生的地方来。在这陌生的地方，现在（一个初春的早晨）就又看到这样一个神秘的老人在枸杞树下面来来往往地做着事。
这段文字是季羡林的回忆，写于1935年。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他进入济南之后的恐惧。
渐渐的，季羡林同老人亲近起来，于是，老人的脸也慢慢变得可爱起来。
叔父把家搬到街南头之后不久，就外出做事挣钱去了。当他从望口山回到家中时，随行的仆人挑了一担子东西，香香的，散发着诱人的味道。那是用蒲包装着的有名的肥城桃。仔细看去，噢，下面还有一个木笼子，木笼子里装着什么呢？季羡林还没来得及伸头看看，挑担的仆人就已经把那个木笼子拿起来并举到季羡林面前！
季羡林一下子瞪大了眼睛！原来里面装着三只兔子：两只小的，白色；一只大的，黑色；小兔子似乎受到了惊吓，身体战栗着，包括嘴唇也在颤抖。它们的耳朵透亮，长长的，仔细看能看到上面的血丝；红亮的宝石似的眼睛，不敢看人。兔子，季羡林在官庄时梦寐以求的兔子，现在就在自己面前！还一下子三只！这真让他又惊又喜，想不到在叔父去望口山以前，也不过随意一说，让他带几只兔子回来，现在居然带回来了。叔叔真好！他顾不得去吃那美味的肥城桃，而是东跑西跑，忙着找白菜，找豆芽，喂这三只可爱的小家伙。喂得差不多了，季羡林又替它们张罗住处，先后找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最后就决定让它们住在他自己的床底下。
六岁多的孩子，一下子得到自己盼望了许久的心爱之物，那个高兴劲，自然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在官庄的时候，要趴在邻居家的兔子洞口才能看到的东西，现在居然有三只伏在自己的床下，季羡林感到自己简直是处在童话世界之中了。我不是在做梦吧？小兔子都在床底下闹三天了，季羡林还在这样问自己。
但这样令人快乐的日子毕竟很少，到了济南以后，季羡林的日子是痛苦和寂寞的。离开了母亲的日子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是可怕的。暗淡的灯照彻了冷寂的秋夜，再加上一点轻微空漠的悲哀，压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头，一种莫名的凄凉袭进了他的心。对母亲的思念像倔强的菟丝花死死缠在他的心上，曾经有过好几次，小小的季羡林都从梦里哭着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每一次，他都不停地哭喊着娘。
没有了娘呵护的孩子多么可怜啊！这种失掉母爱的悲哀，非有亲身经历者，实实难以体会。
尽管这个时候他暂时远离了只能吃高粱面饼子的日子，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是在他的心里，他宁愿再啃硬硬的红高粱饼子就着苦涩难以下咽的咸菜。
日子就在季羡林对母亲的思念里缓缓过去。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9 09:38:16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小学是一支无邪的歌

季羡林住在济南，住在叔父家里（实际上这已经是季羡林自己的家）。那时的婶母姓马，是叔父的原配妻子，而后来的老祖是叔父在婶母死后的续弦。称呼上，他虽然还管他们叫叔父和婶母，但实际上，他们是等同于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因为自己已经过继给了叔父和婶母，叔父和婶母也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来抚养。
对于叔父季嗣诚，季羡林一生都是充满感激的。从他六岁被毛驴驮着进入济南城，到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季羡林一直住在叔父婶母家里，是叔父婶母把他抚养成人的。对此，他从来不敢忘怀。
叔父当时在黄河河务局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收入虽不算丰厚，家境也说不上富裕，但总算无衣食之虞。
对于叔父，季羡林一向是又佩服又尊敬的，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到了叔父，文字充满感情——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季羡林的叔父不曾忘记当初对兄长的承诺，加之望侄成龙，光耀季家门楣的愿望十分笃定，因此，叔父对季羡林的教育十分关心，因为他是季家唯一的传宗接代的人。
起先，季羡林的叔父安排他在一个私塾里学习，地点在曹家巷。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者，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每天入学之后，必须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在这所私塾里，季羡林度过了他沉闷的大约一年的时光，然后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一切都比较顺利。
一师附小在济南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名为“升官街”，其实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而“官”是“棺”的同音字，因大家都很忌讳这个“棺”字，所以就给这条街改为“升官街”。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街东头有一个地方，叫新桥，这里有一个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气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俗称长果仁）咸香可口，脆而不腻，让人食之难忘，故而远近驰名。小时候，季羡林经常到这里来买。时光流逝，风云变幻，对花生米这种朴素食物的钟爱伴随着季羡林整部的风雨岁月。
一师附小没有校长，由一师校长兼任。当时一师和一中并称，都是当时人气很高的学校，因此，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一师校长是王士栋，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名人，在学界享有盛誉。
季羡林在一师附小大概只待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足见他在那里升过一次级。
很快，情形就发生了变化——
此时，五四运动已经波及了山东。一师校长王士栋是新派人物，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这可是引领新潮之举。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文章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是一篇寓言，讲的是一个新颖而深刻的道理，是国际上流行的。无巧不成书，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季羡林的叔父偶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叔叔说话的时候，声音很大，季羡林很害怕，没敢看叔叔的脸色，但他分明可以感觉到叔叔怒火在燃烧。
于是，季羡林很快就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1920年，那一年他九岁。
我一闭眼，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推着一个铁圈，在济南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季羡林晚年在他的自传里这样写道。
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他的记忆中了。一师附小的同班同学，季羡林只记得李长之，因为李长之后来成了名人，所以才记得清楚，但当时季羡林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
季羡林后来回忆这次转学的过程，觉得既有儿戏的成分也有些传奇的色彩。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只举行一次口试即可，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可以完成。同时转学的还有季羡林的一个亲戚，年龄比季羡林大一岁。教员写了一个“骡”字，大大的，教员写得很认真，很有力。“luó——”季羡林准确地读出了这个字的音，并且声音响亮，语气从容。而他的亲戚则涨红了脸，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教员笑了，很友好地向季羡林点点头。
于是，季羡林和那个亲戚的口试结局便有了迥乎不同的变化：季羡林面试时认识了一个“骡”字，直接插入高小一班，而他的亲戚不认识，便定为初小三班，少认一字，季羡林比他高了一班。一字之差，天壤之判！季羡林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几十年以后，他还做如此之叹。
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课本里的寓言越来越多，内容也五花八门，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季羡林的叔父这时却已经见怪不怪，置之不管了。
对新育小学，季羡林是记忆深刻且满含深情的。他这样写道：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画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无非是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子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
我“循规蹈矩”了没有呢?大概是没有。
在季羡林的小学和中学中，新育小学不能说是一所关键的学校。可是新育三年，斑斓多彩，他记得特别清楚，校舍和人物，以及在那里的学习和生活，琐琐细细，林林总总，均深刻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新育小学很新潮，已经男女同学，男学生即便看到学校里缠着小脚的女生，大家也不再以为自己碰上了妖怪。学校里还有一个女老师，年纪不大，教美术和音乐。季羡林没有上过她的课，不知姓甚名谁。这位女老师新到新育小学时，颇引起了一阵街谈巷议，但是不久大家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泰然处之了。
一位管庶务的职员，为学生代买写毛笔字（当时叫写大仿）的纸，因为多克扣钱，买的纸像大便用的手纸一样粗糙坚硬。当时，人们称手纸叫草纸。从此，“草纸”的尊号就被学生们赏给了这位庶务先生。
新育小学的校门朝东，校园靠南墙是一排平房。这里住着季羡林的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大概有四十多岁，在九岁的少年季羡林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他是季羡林一生难忘的老师之一，为人非常诚恳忠厚，如齐鲁大地一般朴实无华。他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春风和煦，让人感到分外亲切。
李老师教英语，他教学生认字母，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说英文字母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粗。这个比喻，季羡林现在还记得。
李老师教的课很多，连劳动也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一年初春的一天，李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到大圆池附近去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无非是扁豆、芸豆、辣椒、茄子之类。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于是碧草如茵，嫩柳鹅黄，一片绿色仿佛充塞了宇宙，伸手就能摸到，随意一抓就立即盈握。季羡林和他的同学们蹦蹦跳跳，快乐得像一群初入春江的小鸭。他在晚年回忆到这一天的情景时说：这是我一生三万多天中最快活的一天，至今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
在季羡林记忆里镌刻下深刻印象的是另一位教员，他是教季羡林珠算（打算盘）的。季羡林记得此人好像是姓孙，脸盘长得像知了（生物学名字是蝉），因此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季羡林记得叫Chao Qian，却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就是这位Chao Qian公，对小孩子制定出的规定让季羡林他们印象特深，难以忘记：打错一个数，打一板子。在算盘上差一行，就差十个数，结果就是十板子。果然，他和希特勒不谋而合的教学方法引起了全班学生的愤怒。小学生们被法西斯分子赶到穷途末路，山穷水尽之后，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造反，把他“架”（赶走）得了！有几个比季羡林大几岁的男孩子带头提出了行动方略：在上课前把教师用的讲桌倒翻过来，让它四脚朝天。然后他们都离开教室，躲到那一个寥落的花园假山附近的树丛中，每人口袋里装满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树上结满了的黄色的豆豆，准备用来打Chao Qian的脑袋。
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们完全不懂什么组织要细密，行动要统一，意见要一致，要保守秘密，便贸然行事起来。季羡林喜欢热闹，便随着那几个大孩子，离开了教室，躲在乱树丛中，口袋里装满了黄豆豆，准备迎接胜利。但是，过了半个多小时，他们都回到教室里，准备用黄豆豆打教师的脑袋时，全都傻了眼：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安然坐在那里，听老师讲课，教桌也早已翻了过来。原来形成的统一战线，现在彻底崩溃了。学生分成了两类：良民与罪犯。季羡林这些想造反的人当然都属于后者。Chao Qian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看到有人居然想砸他的饭碗，其忿怒之情当然可以想见，他满面怒容，威风凛凛地坐在那里，竹板戒尺拿在手中，在等候季羡林这一批自投罗网的大逆不道者。他看个子大小，就知道，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他先把主犯叫过去，他们自动伸出了右手。只听到沉重而响亮的啪啪的板子声响彻了没有人敢喘大气的寂静的教室。那几个男孩子也真有“种”，被打得龇牙咧嘴，却不哼一声。轮到季羡林了，他也学着那些死党的样子，把右手伸出去，啪啪十声，算是从轻发落，但手也立即红肿起来，刺骨地热辣辣地痛。用刑过后，季羡林走出教室，用一只红肿的手，把口袋里的黄豆豆倒在地上，走回家去，右手一直痛了几天。
季羡林他们这第一次朴素的“造反”行动就这样失败了，失败得似乎一点儿都不悲壮。
几十年后，季羡林回想起来，仍然像个孩子似地思考：莫非他们根本就没有造反的细胞？因为，他们不单在行动前没有进行过研究，用心制定一下行动的注意事项，更没有列出多一些预案；甚至，失败之后，他们也没有认真总结一下教训。可能是红肿而疼痛的右手把他们的兴致赶跑了吧？老年之后的季羡林想，之所以失败，一定是他们的造反队伍内部出现了叛徒。但岁月如烟，小伙伴们早已成白发老翁，又有谁还真地去思考这些？反正，自那次被扑灭的“起义”之后，谁都老老实实地上珠算课，心甘情愿地挨Chao Qian的竹板子打，从此以后，天下太平无事。
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圩子门是朝山街的末端。朝山街是季羡林上学的必经之路，就像他晚年回忆童年和少年往事总绕不过新育小学一般。出圩子门向右拐，有一条通往齐鲁大学的大道。季羡林的家就在距离新育小学并不算远的地方。虽然有的地方巷子很窄，但都是青石铺路，走上去极为平坦，舒适，并没有难走的地方。
济南地势，南高北低。到了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城南群山的雨水汇流成河，顺着一条大沙沟，奔腾而北，进了圩子墙，穿过朝山街、正觉寺街等马路东边房子后面的水沟，再向前流去，济南人把这一条沙沟叫“山水沟”。山水每年夏季才有，平常日子这条沟是干的。附近的居民就把垃圾，以及死狗死猫丢在沟里，根本没有人走这里。可季羡林就选了朝山街的山水沟作回家去的路，里面沙石满地，臭不可闻，根本没有人愿意走。少年时的季羡林有时候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立独行。
重阳节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每到这个节日，古风纯朴的济南城便热闹起来了。重阳节庙会（实际上并没有庙，姑妄随俗称之）就在南圩子门外大片空地上，西边一直到山水沟。每年，进入夏历的九月不久，就有从山东全省一些地方，甚至全国一些地方来的艺人会聚此地，有马戏团、杂技团、地方剧团、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说山东快书的、玩猴的、耍狗熊的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他们各圈地搭席棚围起来，留一出入口，卖门票收钱。规模大小不同，席棚也就有大有小，总数至少有几十座。每到夜里，各个席棚都有灯光亮起，照亮了远近的夜，甚至和天上的星星亲密地联结在一起，颇有古人所说的“夜深千帐灯”的气派。白天看上去，方圆几十里，气势动人心魄，让人流连忘返。再加上临时赶来的，卖米粉、炸丸子和豆腐脑等的担子，卖花生和糖果的摊子，特别显眼的柿子摊——柿子是南山特产，个大色黄，非常吸引人，这一切混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人声嘈杂、歌吹沸天的气势，仿佛能南摇千佛山，北震大明湖，声撼济南城了。这就是济南重阳节庙会的场景。
晚年的季羡林饶有趣味地回忆了他独特的庙会感受：
我们的学校，同庙会仅一墙（圩子墙）之隔，会上的声音依稀可闻。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能安心上课吗？即使勉强坐在那里，也是身在课堂心在会。因此，一有机会，我们就溜出学校，又嫌走圩子门太远，就近爬过圩子墙，飞奔到庙会上，一睹为快。席棚很多，我们光捡大的去看。我们谁身上也没有一文钱，门票买不起。好在我们都是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混在购票观众中挤了进去，也并不难。进去以后，就成了我们的天地，不管耍的是什么，我们总要看个够。看完了，走出来，再钻另外一个棚，几乎没有钻不进去的。实在钻不进去，就绕棚一周，看看哪一个地方有小洞，我们就透过小洞往里面看，也要看个够。在十几天的庙会中，我们钻遍了大大小小的棚，对整个庙会一览无余，一文钱也没有掏过。可是，对那些卖吃食的摊子和担子，则没有法钻空子，只好口流涎水，望望然而去之。虽然不无遗憾，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还在季羡林在新育小学念书的时候，在他们住的佛山街中段一座火神庙前，有一座旧戏台，已经破旧不堪，门窗有的已不存在，看上去，距离倒塌的时候已经不太远了。季羡林每天走过这里，难免会看上几眼，但是，好多年过去了，没有看到过一次演戏。有一年，不知道是哪一位善男信女，忽发大愿，要给火神爷唱上一天戏，就把旧戏台稍稍修饰了一下，在戏台和大神庙门之间，左右两旁搭上了两座木台子，上设座位，为贵显者所专用，其余的观众就站在台下观看。但季羡林虽非簪缨富贵之家，规矩极严，看戏是绝不允许的。小孩子——又是整个季家唯一的男孩子——哪里能忍受得了呢？没有办法，只有在奉命到下洼子来买油、打醋、买肉、买菜的时候，乘机到台下溜上几眼，得到一点满足。有一次，回家晚了，还挨了一顿数落。至于台上唱的究竟是什么戏，还在童稚时期的看戏者完全不懂，就连是什么剧种也不知道。几十年之后，季羡林反复想来，竟也难以确定，只好利用排除法：反正不会是京剧，也不会是昆曲，更不像后来的柳子戏，大概是山东梆子吧。前二者属于阳春白雪之列，而这样的戏台上只能演下里巴人的戏。对于季羡林来说，只瞥见台上敲锣拉胡琴儿的坐在一旁，中间站着一位演员在哼哼唧唧地唱，唱词完全不懂；还有红绿的门帘，尽管陈旧，也总能给寥落古老的戏台增添一点彩色，吹进一点生气，这样，看戏者心中也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兴奋，就十分满足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些演员的名字季羡林至今仍记忆犹新。女角叫云金兰，老生叫耿永奎，丑角叫胡风亭。胡风亭就住在正谊中学附近，季羡林后来到正谊念书时，还见到过他，他看来并不富裕，同后来的京剧名演员梅兰芳、马连良等阔得流油的情况相比，有天渊之别了。
在学习上，小时候的季羡林可以说是素无大志，一点也不想争学习的状元。相反，他对学习特别用功，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非但没有敬意，还颇有点轻蔑的意思，觉得这样的人一定非我族类。
上课时，季羡林不是玩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每当这样的时候，在讲台上“表演”的老师，举手投足，无异于窗上的剪纸或民间艺术里的皮影。有时，他很留意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春天繁花似锦，香气袭人；夏天绿柳成荫，欲牵人衣；秋天风卷落叶，萧萧似诉；冬天白雪皑皑，脉脉含情。旧日有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既可以说是因他而生，又可以说是他的写照。
据季羡林回忆，他在三年之内，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原因非常简单，他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而他们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和，死记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皱着眉头，不见笑容，也不和同学们打闹，但成绩年年都是第一。对此，季羡林往往嗤之以鼻。
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黑格尔说：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这哲理，少年时期的季羡林就已经体味过。小说是他的兴趣所在，看小说是他的热情所系。
在学校里，用不着防备什么，一放学，就是季羡林的天下。他往往躲到某一个地方，比如一处工地，或者一点假山背后，拿出闲书，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看起来。常常是物我两忘，不知身在何处，有时候到了大黑，才悄悄摸回家去。看小说多了，季羡林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五花八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并且他自己也喜欢做这样的梦，梦见自己已经成为书里面顶天立地的英雄。
有这样一件事足以证明他看小说的痴迷。
有一回，一个同伴告诉季羡林，把右手五个指头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几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沙粒，用手猛戳，最终可以练成铁沙掌，五指一戳，能够戳断树木。这与季羡林的梦想不谋而合，因为他非常想拥有一副杀伤力极强的铁沙掌，于是他就信以为真，猛练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
在家里，看小说则时刻面临着危险，因为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说叫做“闲书”，而闲书是不许季羡林“觊觎”的。但聪明的季羡林早已想出了对付叔父的妙计：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摆放着《四书》，这些书摆给叔父一个人看的，而他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小时候的季羡林不喜欢《红楼梦》等小说）。正如饥似渴地看时，若遇叔父蓦地闯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与叔父的斗智斗勇中，季羡林在逐渐长大。
除了看小说，还有学英文是让季羡林心动的：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零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畦，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
这是季羡林几十年后的真切体会。
学习英文对当时的季羡林来说，的确是一种魔力四射的东西。他认为，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于季羡林就有极大的吸引力。方块字是天经地义，而英文竟然不用方块字，只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还居然能发出音来，又能表达各种各样的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万没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竟然唾手可得了，事情的轻易的确让他不由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学英文的起因大概是一位教员会点英文，他答应晚上教一点，只是需要收点学费。于是，一个业余英文学习班“应运而生”了，参加这种新鲜至极的学习的大概有十几个孩子。虽然时候好像并不太长，学到的东西也不太多，但给季羡林非常难忘的印象。他当时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这问题竟然难倒了多路英雄豪杰——当时的老师答不上来；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这问题是——为什么“是”和“有”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
有一年秋天，学校组织全校学生游开元寺。
开元寺是季羡林经常来玩的地方，坐落在千佛山东群山环抱之中，是济南名胜之一。寺里松柏参天，柳槐成行，一片浓绿，间以红墙，仿佛在沙漠里走进了一片绿洲。虽然大庙那样的林宫梵宇、崇阁高塔在这里找不到；但是也颇有几处佛殿，佛像庄严。院子里有一座亭子，名叫静虚亭。最难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泓泉水，泉水是上面群山中积存下来的雨水，汇聚在池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泉水甘甜冷洌，即使冬天也不结冰，庙里住持的僧人和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从泉中取水喝。用此水煮开泡茶，也是茶香水甜，不亚于全国任何名泉。有许多游人是专门为此泉而来开元寺的。寺上面的大佛头尤其著名，是把一面巨大的山崖雕凿成了一个佛头，其规模虽然比不上四川的乐山大佛，但是在全国的石雕大佛中也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季羡林很喜欢开元寺这个地方，虽然过去曾多次来过，但这一次随全校来游，兴致仍然极高，虽归而兴未尽。
回校后，学校就此次“旅行”举行一次全校作文比赛，比赛的作文题目是《游开元寺记》，并把最好的文章张贴在教室西头走廊的墙壁上。前三名被从曹州府来的三位姓李的同学所得，第一名作文后面教师的评语是“颇有欧苏真气”。季羡林也榜上有名，只是名次不靠前而已。
春天已经展示完了她的新装，夏天要打着唿哨风风火火来了。季羡林的心情却像初夏的河水，涨得快且多了很多波纹，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满足。在学校里，在桌上刻花、在书本上画人头，已经腻烦了，沙着声念古文的老师，更让他讨厌得难以忍耐。那个老实的中年人，不管说什么离谱的荒唐话，都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渴望着有一个新的天堂在等着他。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9 09:39:00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那泉，那湖，那人，那事

如果说小学时代是一个人的童年期，这期间虽然纯真，虽然不乏精彩，但毕竟眼界有限，而进入到了中学时代以后，他才视野开阔起来，涌进他眼帘的精彩才更多起来。
季羡林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也是一个幽默的人和谦虚的人。他在他的《我的中学时代》一文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十二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所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这段话充分展示了季羡林非凡的自我解剖精神，既让我们汗颜，又让我们深受启迪。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季羡林自谓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他被录取为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半级，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1924年，季羡林十三岁，小学毕业考入正谊中学。
在季羡林眼里，正谊中学之所以“破”，绝不仅仅是它缺乏好的教学设施，也不仅仅是它缺乏良好的教学氛围和浓厚的学习空气，而是它教员的素质之低令人咋舌。这是首先令人觉得失望的地方，也是最令人轻视的所在。
季羡林在他的《我的中学时代》一文里举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例子：学校里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u kuai（基本上相当于“九块”的音）。一个教生物的老师，且不说玫瑰是怎样一种能够营造浪漫甚至是浪漫的化身的尤物，单从它是植物的一种这点儿来说，这位老师就万万不该读错，更不该错得如此彻底，如此无畏，如此义无反顾。这样的玫瑰就完全失去了袭人的香气，娇羞的浪漫在错误的大火旁瞬间被抽干了所有的水分。正谊学校的师资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但正谊学校留给季羡林的印象也绝非失望，它有让他骄傲的因子在。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当时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他为同学们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爱国爱乡的大道理，是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良方，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高山仰之，景行行之。季羡林认为，鞠校长的这种教育，势必会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后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济南城门，日本人慕鞠思敏老师的鼎鼎大名，于是想方设法，劝他出来为他们做事，以壮其在济南的声势。但鞠老师总是严词拒绝，令日伪毫无回旋的机会可用。后来，鞠老师生计越发困难了，他每天只能吃开水泡煎饼，就上一点咸菜来勉强度日，可贵的是，他却始终不曾在日伪面前屈服，最终在极度的忧患之中带着贫困痛苦和忧郁辞世。
鞠思敏先生个子魁梧，步履庄重，表情严肃却又可亲，这给了季羡林极其深刻的印象。到季羡林考上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时，鞠先生受聘给学生们上课，教授伦理学，用的课本是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
季羡林离开高中以后再也没能见到鞠老师，但每每想到他的精神，想到他热爱教育的毅力，想到他热爱祖国、不事贼寇的民族气节，季羡林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他的影像，并且时间越久远，这影像反而愈显得鲜明。难怪季羡林说，他每次想到济南，就会首先想到可敬的鞠老师。
正谊的教员中当然不全是jiu kuai先生，其中也不乏有饱学之士。在《我的中学时代》一文里，季羡林用类似漫画的手法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位可爱的老师：
有一个姓杜的国文教员，年纪相当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杜大肚子”，名字反隐而不彰了。他很有学问，对古文，甚至“显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曾胆大妄为，写过一篇类似骈体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给的批语是：“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可怜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读书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记得多少古典!
从这段饱蕴深情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季羡林对这位老师的称许和爱戴。
由于季羡林考入正谊中学时，录取的是一年半级，由秋季始业改为春季始业，所以他只待了两年半，初中就毕业了。毕业后又留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一。杜老师就是在这个时候教他们班的，时间是1926年，季羡林十五岁。离开正谊以后，季羡林好多年没有回去，当然也就见不到杜老师了，更不知道他后来怎样了。但是，季羡林却时时怀念他，他那挺着大肚皮步履蹒跚地走过操场去上课的形象，已永远定格在季羡林的记忆中。
还有一位教员牢牢地镌刻在季羡林记忆的深处。他是一位英文教员，名叫郑又桥，是江浙一带的人，季羡林认为他英文水平极高。并且对他的教学方法颇为称道：他在改学生英文作文的时候，往往不是根据学生的文章修改，不是仅仅在文章里或者文章旁边进行简单的删减或加上眉批，而是在学生的作文之后自己另外写上一篇，以让学生有个明晰的对照。他的做法是有意给学生一个学习的榜样，让他们面前有一个目标，从而不致于使他们迷失学习的方向，宗旨是给学生以简练揣摩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水平，郑老师之用心可谓感人至深矣。
季羡林很遗憾只跟郑老师学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正谊。
再一次和郑老师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947年暑假，季羡林从北京回到了济南。到母校正谊去探望，万没有想到竟见到了郑老师。季羡林经过了三年高中，四年清华，十年德国，已经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小伙子，而郑老师则已垂垂老矣。他住在靠大明湖的那座楼上中间一间屋子里，两旁以及楼下全是教室，南望千佛山，北倚大明湖，景色十分宜人。师徒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其喜悦可知。季羡林曾改写杜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明湖光。”郑老师大概对季羡林这个徒弟很感到骄傲，曾在教课的班上，手持季羡林的名片，激动地向同学介绍了一番。从那以后，“世事两茫茫”，再没有见到郑老师，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今天，季羡林对他仍然是忆念难忘。
正谊中学虽有“破”名，但学校环境异常优美，它位于美丽的大明湖南岸，风景秀美，秀色可餐，让人身置其中，怎能不心旷神怡？季羡林聪慧过人，加之贪玩成性，因此他觉得，应该好好享受这上天的恩赐。可以说，正谊学校未曾给他提供优良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处所，但它难得的美丽已经给他营造了一个最佳游乐的平台。校园内清澈的溪流多情地流过，茂盛的绿杨精心地塑造出清凉的天地。校园后面更绝，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
季羡林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几十年后，他还沉浸在这种宜人的景色中，难以自拔也不想自拔。
他用细腻的笔触写道：
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元数枚，做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促食之，然后飞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升提出水面，绝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管他娘”了。
瞧，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动令人心向往之的和谐图画！
也不难看出，季羡林当时并不喜欢读书，他对大明湖蛤蟆的兴趣远远超过书本。客观地讲，季羡林的小学和初中，都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因为他的成绩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既无与人争高竞低的意识，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类似优游的心态为他原本压抑单调的童年少年生活凭空增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色彩。
叔父一点也没放松对侄子的教育，对他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季羡林在正谊中学上学期间，叔父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每到考试取得好成绩，叔父给一个油旋，季羡林就非常知足了。油旋是济南的一种传统精细风味小吃，样子有点像螺丝旋，是用油、盐、葱花等加工而成的一种面食。
由于季羡林叔父的缘故，在他看似轻松不羁的学习生活中，也时有紧张的节奏。因为季羡林柔弱的肩上挑着父辈欲振兴祖业、让世人对季家仰视的重任呢！
正谊中学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姓徐的教员，名字很雅致，但随着岁月的远去，季羡林忘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徐老师在课余时间里举办了一个类似于今天国学课堂之类的古文讲习班，专门讲解诸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每月收几块钱的“束修”。讲习班的开课时间和季羡林的正常学习时间不冲突，是在下午四点下课以后。这很容易地引起了季羡林叔父浓厚的兴趣，于是他要自己的侄儿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季羡林的学习生活登时紧张而规律了起来。
伴随着孩子充满稚气的诵读声和徐老师疾徐有致的讲解声，日子慢慢流去，不曾告别，不曾回头。
这段时间，对英文的学习使季羡林的生活有了雪白的浪花。
这浪花和一个叫冯鹏展的先生有关，和一个叫尚实英文社的名字有关。冯先生，祖籍广东，因战乱流至北方。他英文水平很高，深得当地人推许。这点儿可以从他的忙碌中看得出来：白天在几所（注意，不是一所，不是两所）中学里教授英文，晚上则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里授课。冯先生还延请了两位教员，一位是陈鹤巢先生，一位是纽威如先生，他们白天都有自己的事情做，晚上七至九时来学社客串上课。授课时采用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diagram(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给英文的学习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让包括季羡林在内的学英文的孩子觉得颇为新鲜，因此，前来学习的学生有几十人之多。季羡林在这个学社里学习了两三年，有不菲的收获。
季羡林晚年有这样的回忆：
在北园山大高中时期，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叶建桪，记忆力特强。但是，两年考了四次，我总是全班状元，他总屈居榜眼，原因就是其他杂课他都能得高分，独独英文和国文，他再聪明也是上不去，就因为他根柢不行。我的英文之所以能有点根柢，同尚实的教育是紧密相连的。国文则同叔父的教育和徐老师是分不开的。
少年时期的季羡林过上了快节奏的生活：每天下午从正谊中学下学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向冯先生学习英文。当时他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毫不觉得疲累，往往在一天紧张奔波之余，每天晚上九点下课后，还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抖落掉一天积攒下的劳顿，以轻松的心情看看街上扎眼的夜景，浏览一下各家商店的装饰一新的橱窗，特别是那些卖水果的大铺子，让少年季羡林特别感兴趣：门口挂上一盏大的煤气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下面摆着摊子，在冬天也陈列着从南方运来的香蕉和桔子，再衬上本地产的苹果和梨，红绿分明，五光十色，真正诱人。季羡林身上连一个铜板都没有，只能过屠门而大嚼，徒饱眼福。然而他却百看不厌，每天晚上必到，甚至忘记了回家。直到忽然被夜风吹醒，才哑然失笑，收回野马一样的心思，慢腾腾地披着夜色走回家去。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要长途跋涉了。少年的心性啊，每每在这样的夜色中得以抚慰和纵容。
季羡林就是这样度过了三年的正谊中学时期和几乎同样长的尚实英文学社时期，从十二岁到十五岁。
这种貌似优游的生活引起了季羡林叔父的注意。他显然认为，必须给聪慧过人的侄儿再加点儿压力，这样才能让他真正地收收心，否则，单靠学校的学习和课下的补课难以让侄儿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他决定，给季羡林再加点码，让这个能跑的小马驹再负些重。谁让他承担着如此多的重任呢！他亲自为季羡林选了一些正统的古文，并亲手用毛笔正楷一笔一画地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为了让他自己发明的课本能够真正地起到让侄儿成龙的奇效，叔父有空闲之时，还亲口给季羡林讲授，以督促侄儿。叔侄的教学活动往往是这样一幅感人的场景：老相渐生的叔父尽量正襟端坐，有些惴惴的孩子局促地站着，很多时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叔父的腰有些酸了，他直起身子，不时用未拿书的那只手轻轻捶几下发疼的部位，然后继续教授“玩劣”的侄儿，侄儿呢，腿酸得难受，甚至有些软，他多想找一个矮凳坐下呀，因为毕竟已经经过了一天的学习和额外的补课呢！看侄儿有些站没站相了，叔父看了侄儿一眼，眼光里有温和的关心也有明显的责备，于是侄儿又不得不“站如松”。
关于这点儿，季羡林在一篇文章里坦言：
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那一批《彭公案》、《济公传》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来偷看这些书。
在正谊中学度过了愉快和紧张参半的两年半时光之后，季羡林就毕业了。在过往的那一段光阴里，他自觉懵懵懂懂，模模糊糊，似乎什么都没学，又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很多。但究竟什么东西不明白又明白了什么东西，他实在说不清楚，意识上似乎介于明白与不明白之间，看什么事情往往有模棱两可的感觉。按现在的话说，此时季羡林的年龄，大概已经或者开始进入青春期，许多汹涌澎湃的新念头怪想法足够折腾他的了。他已经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了生活中的一些无奈，嗅到了一种叫做矛盾的气息。这无奈这气息就鲜活地存在于他的身边，充斥于他的生活里，像空气一样。比如他的学习，就充满了无奈和矛盾：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
不论如何，两年半以后，季羡林离开了他可爱的齐白石大虾和娇憨可人的青蛙，从正谊中学毕业了。自此，季羡林告别了他青少年时期的这个含金量颇高的阶段，挥一挥袍袖，走上了他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前方，还有更大的世界在等待着他，有更多更美的风景在期待着他呢。
那年，季羡林十五岁；那年，是不寻常的1926年。
季羡林毕业的时候，正是春光明媚的季节，空气里似乎充满着兴奋的眼睛和耳朵。
高中，原本应该充满新奇的高中，却有些令季羡林失望，因为他虽然告别了初中的学习，但仍然只能就近在正谊高中学习。用今天某位诗人的句子来表述，就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年级变了，上课的地址没有变，虽然仍然在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丽不凡的大明湖畔，但由于这个原因，到底有些令人产生不足之感。此时的季羡林不由得涌起的一定是王安石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迹之所罕至焉”这句话。
遗憾是有，但遗憾有时会孕育幸运。
就在季羡林为难的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横空出世了。众所周知，山东大学是山东省的最高学府；校长王寿彰是有名的前清状元、山东教育厅长，更是名动遐迩，他还以自己独特的书法令全省倾倒。
附设高中一建立，立即名扬齐鲁，因为这是一块金招牌，吸引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眼光，这眼光里更有莘莘学子眼光的交织。此时此刻，原来并不善于与人争强好胜的季羡林也鼓噪起了应有的雄心壮志，摒弃了积久的畏畏缩缩，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争得叔父婶婶的同意，他决定，舍正谊高中而奔向山大高中的怀抱，因为他忽然觉得，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上天的安排，因为山大高中恰恰在此时建立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青年的心性啊，此时已经不再甘于一潭死水无微澜的状态，要向激越昂扬进发了！
就这样，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在正谊中学春季始业的高中待了半年后，秋天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一年级。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开就读的，文科的校址就选在北园白鹤庄。
泉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常言道：“水往低处流”。泉城七十二名泉的水，流出地面以后，一古脑儿都向北流来。连泰山北麓的泉水也通过黑虎泉、龙洞等处，注入护城河，最终流向北园，一部分注入小清河，向大海流去。因此，北园成了水乡。
关于北园，一个多么令季羡林向往的地方！几十年以后，忆及北园，年近九旬的他尚难以按捺心里的驿动——
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时，风光秀丽旖旎，绿柳迎地，红荷映天，山影迷离，湖光潋滟，蛙鸣塘内，蝉噪树巅。我在这里还验证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说，离开此处有几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说这是海外奇谈。可是我亲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证此言不虚。
季羡林的叔父曾有一首诗这样赞美它——“杨花落尽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声声向人语：此间即是避秦乡。”可见他对北园的热爱，虽然写的是春天的景色，完全可以举一反三，看看北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白鹤庄就是处在绿杨深处、荷塘环绕的一个小村庄。高中所在地是村中的一处大宅院。当年初建时，据说是一个什么农业专科学校，后来关门了，山大高中初建就选定了这一座宅院作校址。这真是一个念书的绝妙的好地方。
而此时，年少的季羡林就要投向它了！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心情会多么激动！
季羡林到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年级一个班，二年极一个班，季羡林所在的一年级共分四个班，总共六个班，学生二百余人。
与正谊中学相较，山大高中所有的老师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几乎都是山东中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山大高中，名副其实，名不虚传。下面是季羡林对山大高中名师的概括介绍：
国文教员王良玉先生家学渊源，学有素养，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后为青岛大学教师。英文教员是北大毕业的刘老师，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员。教数学的是王老师，也是一中的名教员。教史地的是祁蕴璞先生，一中教员，好学不倦，经常从日本购买新书，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学术情况的人，恐怕他是唯一的一个。教伦理学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谊的校长鞠思敏先生。教逻辑的是一中校长完颜祥卿先生。此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进士，由于年迈，有孙子伴住，姓名都记不清了。
许多看过《水浒传》的人对其中人物的绰号印象颇深。不知道是不是受水浒的影响，山大高中的学生也颇有给老师起绰号的才能。当然，这里的绰号是善意的。
有一位教授经学的教员，季羡林和他的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大清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忠于清代，开口就说“我们大清国如何如何”。并且说的时候表情生动，带有教唆之气，喜怒完全形于颜色，让人觉得滑稽而且沉重。这位老师和上文提到的教经学的老师讲授的是《诗经》》等书，他们上课从来不带任何书，四书五经，包括加注，都背得滚瓜烂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季羡林在回忆文章里还写道：
我们有一位“监学”，可能相当于后来的训育主任，他经常住在学校，权力似乎极大，但人缘却并不佳。因为他秃头无发，学生们背后叫他“刘秃蛋”。那位姓刘的英文教员，学生还是很喜欢他的，只因他人长得过于矮小，学生们送给他了一个非常刺耳的绰号，叫做“X亘”，X代表一个我无法写出的字。
山大高中的风气是比较好的，学生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学生学习更是努力的。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季羡林觉得，的确是上苍厚之了。加上学校里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又免掉很多麻烦，没有什么“绯闻”一类的流言，又颇利于学生学习（当然在这里不是在为学校只有男生没有女生的办学思路赞歌——本书作者）。
在学校里，“刘秃蛋”的声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但他管理学生却非常有心得，用季羡林回忆文章中的原话来说，是“胡萝卜与大棒并举，拉拢与表扬齐发”。真可谓，虽然不学，但却有术，真人才也。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很是融洽，两者发生冲突的事件少之又少。除了季羡林所在的三班因鸡毛蒜皮的原因“炒”走了一个外省来的英文教员以外，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师生龃龉。
正因为学校优美的环境，浓郁的学习空气，良好的师生关系，孕育了一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足见“远挹佛山之灵气，近染荷塘之秀丽”得天独厚的妙处。
既然涌现出一批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加上此时的季羡林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与世无争”的心理定势，他的身上也理所应当地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还是让我们看看季羡林在1998年完稿的文章中的叙述吧——
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经谈到过，在心中有了一点“小志”，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因为我对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在国文班上，王良玉老师出的第一次作文题是“读《徐文长传》书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师的评语是“亦简练，亦畅达”。此事颇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谈到的情况，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学生戏译为great home)。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却有点沾沾自喜。
可事情还没有完。王状元不知从哪里得来的灵感，他规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绩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额外褒奖。全校五个班当然有五个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者，却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平均分数是九十七分。于是状元公亲书一副对联，另外还写了一个扇面，称我为“羡林老弟”，这实在是让我受宠若惊。对联已经佚失，只有扇面还保存下来。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绝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C．O．D．)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怀有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这是季羡林对自己山大高中时的诸多变化进行的客观的总结。
正是这看似偶然的一次奖励，改变了季羡林的人生观。“我原来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当上一个小职员，抢到一只饭碗，浑浑噩噩地，甚至窝窝囊囊地过上一辈子，算了。这一次表彰却改变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绝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季羡林写道。
泉城的明山秀水滋育了季羡林，他是喝着“七十二名泉”的水长大的。
时间的巨轮滚动到了1928年，这年季羡林应该上高中三年级了。但是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中国的外交官蔡公时，并派兵占领了济南。学校停办，外地的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季羡林因家在济南，只好留下，屈辱地当了一年的准亡国奴。
从1928年日寇占领济南那天起，当地学生组织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季羡林和伙伴们一道发过传单、撬过铁路、烧过日货，让日军非常头痛，于是，针对学生的抓捕和枪杀时有发生，十七岁的季羡林，险些死在日寇的刺刀底下。
这件事情，对季羡林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留下了一个“致命”的遗憾，季羡林会十几种外语，但是唯独不会日语，因为从青少年起他就下定决心，不学日语。
所幸，第二年，教育厅长换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表面上颇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之感。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也迥乎不同了：与四书、五经之类的老古董彻底拜拜，就连写作文也改用了白话——新时代的风气吹遍整个校园。教员阵容仍然很强，只是原有的旧面孔多已隐去，换上了一批主要是来自于花花世界——上海的新派教员，国文教员尤其突出。正因如此，季羡林更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尽情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但或许是因为学校规模扩大了，他对全校教员就再也不像北园那样个个熟悉，如数家珍。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季羡林一入学就上三年级。给他上过课的老师固然很多，但多年以后，能让季羡林记得住名字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譬如胡也频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莱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季羡林对他们都很尊重，尽管有的先生没有教过他，这绝不仅仅是他们头上的光环，而是季羡林对国学由衷地热爱。
下面介绍给季羡林留下深刻印象和深远影响的几位老师。我们还是让季先生自己来讲吧！
初入学时，国文教员是胡也频先生。他根本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当了会员，还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准备在计划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一些肤浅的革命口号。胡先生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准备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两年后就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这真正是正中下怀，我写文章，好坏姑且不论，我是非常重视节奏的。我这个个人心中的爱好，不意董老师一语道破，夸大一点说，我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还在这篇作文的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说我和理科学生王联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虚荣心又一次得到了满足。我之所以能毕生在研究方向迥异的情况下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了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这是与董老师的影响和鼓励分不开的。恩师大德，我终生难忘。
中学时代是一首歌，岁月荏苒，或许这歌声不再如当年一样清越纯净，但它所塑造的意境还是那样迷人，在季羡林的心里，它就是一首永远也不会出现噪音的歌，任岁月如何风驰电掣，它依然明丽如初；中学时代是一幅画，永远也不会褪色，不管经过多少番雨雪风霜，它永远有着虽然柔和却逼人的光彩！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9 09:55:38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章第一节
圆梦清华园

1930年夏天，这一年，季羡林十九岁。就在这一年，他和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八十多位同学，联合进京赶考。
这是季羡林第一次进北京。这次进京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古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的电车上的脚铃响了，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红的墙、黄的瓦，终于，在焦急，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过了不知多少满填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个公寓里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点近于慌张，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给一层轻烟笼罩起来似的，我看不清院子里有什么东西，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黑夜跟着来了，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作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梦。
当时北京还叫北平，大学是五花八门，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立的，其教育水平、质量参差不齐，对考生的吸引力也就大不一样。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孔教大学、北京弘达学院，教会大学有美国基督教会在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基础上建立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办的辅仁大学等等。
这些大学中最受垂青的，自然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当时季羡林的同学都报六七个大学，他却只报了清华和北大。
季羡林记得，清华国文试题出的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最终把我送进了清华园。”季羡林回忆道。
北大的国文试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当时考生们都被这题整蒙了——这是国文试题吗？
两校对照，差别昭然。季羡林认为北大是深厚凝重，清华是清新俊逸。从上面谈到的入学考试国文题目上参透出的信息即可作为例证。
季羡林的高考数学仅4分，还有两位大家当年(1930年)的高考数学分数也令大人跌眼镜，钱钟书15分、吴晗0分。有意思的是季羡林当年高考的第一志愿，居然还是清华大学数学系。
结果，季羡林凭着高中扎实的基本功和超强的能力，被北大和清华一起录取。清华和北大是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始终是千千万万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季羡林居然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这是他生平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这就给季羡林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北大与清华对他来说，成了鱼与熊掌，如何选择呢？
北大建于1898年，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以后，北大一直存在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自由阅读、独立研究学术的空气比较浓厚，比较活跃，且养成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北大一直有学术造诣极高的教授、学者执教。上这样的名牌大学，自然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清华则成立于1911年，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成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是原来清代的皇家庄园，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对这两所大学，季羡林认为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而清华则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二者实在是各有千秋，难以取舍。
最终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原因似乎很简单，当时的他认为上清华似乎出国留学的机率要高一些。
后来成为季羡林同学的胡乔木，也在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他入的是物理系，系主任是吴有训。新生入学时，吴有训总要与他们谈话。吴有训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给他出主意说：“文科学生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这样，胡乔木就从物理系转入文科，本想进国文系，但由于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而历史系尚有余额，于是胡乔木进了历史系就读。
季羡林后来的另一位同学乔冠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这一年清华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科、理科。乔冠华选了国文系，但到了第二年，发现哲学系的课程更少，每天讲课只有一个多小时，自己看书时间更多，于是转入哲学系。
对这样的民主气氛，季羡林心向往之。当然，北大的学术自由也是他向往的。所以，季羡林在选择面前为难了。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这是季羡林真实心境的忠实记录。
就这样，季羡林进了清华园。
清华园，简单淳朴的三个字；但却似乎具有极大的启示性，极深邃的内涵。谁见了会不从内心深处油然漾起一缕诗情画意呢？人们眼前晃动的一定会是水木明瑟，花草葳蕤，宛如人间的桃源，天上的净土。
一走进清华园，我立刻对照我那一场人造的梦来检验梦中的清华园和现实的清华园有多大的差距。差距当然会有的，而且会极大。在梦中只能有一团团模糊的影像；但是，在现实中却有巍峨壮丽的校门，古色古香的清华学堂的匾额，美轮美奂的欧洲古典式的大礼堂，绿荫满窗的大图书馆等等，等等。在自然景观方面又有水木清华，荷塘月色，西山紫气，三秋红叶。这一切都是在梦中绝不可能见到的。但是，梦中的水木明瑟，花草葳蕤，却是一点也不差的。这颇给了自己一点慰藉。
上面这段话表现了季羡林初到清华园时的新奇和对新学校的喜爱。
清华新生入学，第一要过“拖尸”关。“拖尸”是英文toss（投、掷的意思）的音译，新生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接受老生的“折磨”（当然是善意的、象征性的）。具体做法：几个老生，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最后抛到铺在地上的垫子上。这有点儿像《水浒传》中的杀威棒。体育馆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并且室内游泳池的门开着，等待试图躲避toss的入水新生。
关于toss，新入学的男生人人有份。季羡林也很自然地随人流到了体育馆，接受“拖尸”考验。然而，正当他要轮到被“拖尸”时，老生中有个叫许振德的人，是季羡林的山东老乡，又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长，就站出来为季羡林保驾，使他没有被“拖尸”。
后来，季羡林才意识到机会难得，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被老乡用徇私舞弊的方法将自己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没机会了，所以至今想来，他还深以为憾。
因为季羡林认为，“拖尸”是清华大学校风清新活泼的表现。
他在回忆中说：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9 09:55:58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节
清华“四剑客”

吴组缃、季羡林、林庚、李长之，被人称为清华园四剑客。
李长之既是诗人，也是一位文艺批评家。他是季羡林最早的同学和朋友。他是季羡林在济南时期的小学同学，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同学中是非常铁的。季羡林认识李长之时，不过八九岁，他们同时转入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季羡林只是终日嬉戏，一点也不知道学习。他经常和李长之在一起玩，季羡林被叔父强迫转学到新育小学后，就和李长之分手了。六年后，季羡林考入正谊中学，李长之考入济南一中，后来李长之于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李长之没有进入北京大学，而是在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这样，他们又经常在一起了——一块进城，一块逛街，一块吃饭，一块神侃。磕磕碰碰是难免的，不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影响他们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后来李长之转入哲学系，同时也参加了《文学季刊》的编委会。季羡林和他得以在一起交流心得，谈孔子，谈佛教，谈文学，谈哲学，他们都觉得大学者的成就其实平淡得很，只要一点一点积累就成。如此惊人相同的看法至少能给自己一针兴奋剂，不致轻言自弃。
李长之对哲学发生兴趣简直是个奇迹。他考入清华大学时，根本不承认哲学的存在，他认为世上只有科学存在。但现在刚刚转到哲学系，他就彻底推翻了以前的话。李长之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他说好，别人在他面前就得附和，连说半句坏话的权利也没有。而季羡林则始终对哲学不感兴趣。有一次，季羡林到李长之宿舍去，见墙上又贴了一张法文试卷，被法文教师华兰德用红笔改得比地图还乱。看来李长之学语言也很吃力，他的优势在思想方面，他很有思想家的天才，喜欢无拘无束地思想，不愿受任何约束。
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季羡林自己也想成为一个作家，想在文坛上有点地位，然后再利用这地位到外国去，用翻译或者创作来养活自己。得到李长之的鼓励以后，季羡林决定试一试。写《枸杞树》之后，季羡林因为把握不住矛盾的心情，想请李长之给指点迷津，又得到了李长之的热诚鼓励。
有一年暑假，季羡林和李长之一块坐火车回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吃饭，请季羡林作陪。季羡林第一次见到自己崇敬许久的老舍先生，正是李长之促成的。从此以后，季羡林和老舍成了好朋友。据《老舍自传》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李长之和老舍、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等人经常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
1934年季羡林毕业后在济南教书，而李长之仍然在清华大学读书。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后，回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又与李长之天天见面了，两人并且一同去拜访了闻一多。李长之在他主编的《益世报》文艺副刊上写长文为季羡林赴德国留学送行，又邀集朋友在北海为季羡林饯行。季羡林到德国的前两年，他们还不断有书信往来。李长之给季羡林寄了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学宗教史》，还在扉页上写了一封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邮路阻绝，季羡林和李长之彼此不相闻达八九年之久。季羡林从当时在台湾省教书的清华大学校友许振德的信中得知，李长之仍笔耕不辍，著述惊人，重要的著作有《鲁迅批判》、《西洋哲学史》、《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德国的古典精神》、《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苦雾集》、《梦雨集》、《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等。1936年李长之自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3月他在《时与潮》文艺杂志后创办《书评副刊》，1946年10月，李长之离开南京。解放后由于他的《鲁迅批判》一书，被划为“右派”，剥夺了教书的权利。李长之去世的时候，季羡林正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回国后听说李长之已经去世，思及过往，季羡林的吃惊和痛苦非外人所能体会的。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茂林人。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成绩斐然。192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学到中文系，1933年毕业后直升清华大学研究院深造。清华大学读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风格享誉文坛。吴组缃的创作朴素细致，结构严谨，擅长描摹人物的语言和心态，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李长之认为，吴组缃是一个伤感的人，包括他的声调也透着伤感。
四剑客经常会面的地方是工字厅。工字厅是一座老式建筑，里面曲径回廊，花木扶疏。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四字的匾，就挂在它的后面。
吴组缃在清华上学时把家眷带了来，他中学时就已成家。季羡林后来开玩笑说，现在留学生可以携夫人出国，名曰伴读，吴组缃不早就这样做了吗？真可谓“超前”了！他住在西柳村，季羡林、李长之常去那里看他们。吴组缃有一个女孩小鸠子，季羡林李长之他们都非常喜欢她，李长之还曾经写诗礼赞呢！1993年下半年，季羡林到吴家去看吴组缃，六十多岁的小鸠子正好从四川回北京陪伴父亲。季羡林立即认出了她，热情叫了声“小鸠子”！吴组缃笑着说：“现在已经是老鸠子了。”时间如此无情，令人嘘唏。
清华毕业后，“四剑客”各自怀着对对方的忆念和等待各奔前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吴组缃、林庚又都来到了北京大学。难以逆料的是，季羡林同吴组缃在牛棚中做过“棚友”。1992年，胡乔木来北京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会后，季羡林陪胡乔木看望了林庚。胡乔木执意要看一看吴组缃，但遗憾的是，未能见成。
季羡林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林庚的名字是1933年8月22日，他和林庚见面是在8月31日。那天下午，林庚去找季羡林，很谈得来。季羡林觉得林庚与他非常投缘。季羡林觉得，林庚既是个诗人，又像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和他交往，不需要提防，非常安全。
在庆祝林庚九十诞辰的祝寿会上，一种东西是最令人感动的，那就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情感，那样默契，那样真挚，似乎完全不受岁月的影响。祝寿会上，季羡林与林庚深情地忆起当年和当年的“四剑客”的风采，笑称那时的他们还是“四个孩子”。因为只要他们在一起，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每个人都吹自己的文章好，四人之间既无任何芥蒂，也无需保留。季羡林特别赞赏林庚的“童心”，他说林庚自少到老都充满了“少年精神”。正因如此，直到晚年，林庚尚能不断写出“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青青自然，划破边缘”这样美丽清新、充满情趣的句子。
袁行霈是林庚的学生。他说：“林先生不仅有诗人的气质和学者的襟怀，还有宝贵的哲人的智慧。我追随林先生多年，从林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也受到多方面的熏陶，学到做人的道理。林先生总是高扬精神的力量，力求摆脱物对人的约束。盛唐气象、少年精神、青春气息……林先生一贯提倡的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精华。他的诗歌和学术都在鼓荡精神的力量，他的全部努力集中为一点，就是呼唤和歌唱以充沛的创造力为标志的青春。”正是对林庚中肯的评价。岁月匆促，四剑客悉数作古，但他们的友谊和故事像松柏一样，万古长青。
除了四剑客外，与季羡林交往最密切的清华时的校友是许振德。他们相识的原因既偶然又简单。事情的起因缘于清华的“拖尸”入学仪式。因为许振德知道了季羡林是自己的同乡，就对他“网开一面”，在轮到季羡林的时候对他“开了绿灯”。为此季羡林虽然颇觉遗憾，但许振德为人着想的精神始终感动着他，自此，两个人成了好朋友。
季羡林上清华大学时结识的朋友中，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与他最接近的是李广田。他们从小都曾过继出去，李广田本来姓王，只因过继给了自己的舅舅，就跟着舅舅姓了李。而季羡林过继给了自己的亲叔叔，姓氏没有改。
1929年，从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预科，他与本系同学卞之琳、哲学系同学何其芳出版三人诗合集《汉园集》，被人称为“汉园三诗人”。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和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认识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虽然相距很远，但是他们却经常见面。有时候，李广田会走很远的路，到清华园去见季羡林。在季羡林眼里，李广田的为人正如他的为文一样，恳切真挚，朴实无华。
机缘巧合的是，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李广田回到济南教书，正好季羡林也从清华大学毕业，受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他们不仅离得近，还成了同事。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二人都担任了北京一个中学的校董，能经常见面。
“清华四剑客”，多么令人心动的称呼，岁月如烟，沧桑变幻，记得他们的又岂只是一代又一代人？还有清华的一草一木，一风一雨；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李广田、许振德……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名字，这些名字已经融进历史，刻入岁月的记忆！

使用道具举报

何南

注册会员

Rank: 2

发表于 2010-6-29 09:56:21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三节
名校有名师

当时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的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下面介绍几位季羡林清华时的老师：
杨丙辰：是季羡林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如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b、c、d时，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
叶公超：教季羡林大一英文，后任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其特点是，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在刻意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季羡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竟狮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视之如洪水猛兽。
石坦安：教季羡林三年级德语，德国人。他教课认真，要求严格。
华兰德小姐：德国人，教法语。她头发全白，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且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羡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其他老师诸如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艾克（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需要多写两笔的是艾克老师。他是一位马虎老师，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江河决堤，使学生措手不及，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季羡林的学士论文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罗斯人陈作福，但由于陈作福教学不得法，季羡林旁听的兴趣就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水平很差。季羡林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相反，使他感到满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受益。
朱光潜先生讲授“文艺心理学”，季羡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门课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他讲课从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的某个苍蝇或者窗户上的某一个窟窿。然而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楚楚且没有废话。季羡林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几十年后仍能记忆不忘。
陈寅恪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羡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
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羡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甚至是偷听自己感兴趣的课。教师不以为忤，学生也各得其乐。季羡林旁听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是非常顺利的，且还和郑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那是他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的课。当时冰心先生极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兼课。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这么多学生，知道有“诈”，便威仪俨然地下“逐客令”。季羡林他们从此不敢再进她的讲堂。想不到四十多年后，她由怒目金刚而变为慈眉菩萨，季羡林和她谈起此事，冰心老人早已不记得了。
对于这些选修课，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自认在清华期间，真正获益的，不是必修课的那些“正课”，而是这些选修课和旁听课。

使用道具举报

12 3 下一页

返回列表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长篇连载] 《一代大师季羡林》授权连载 [复制链接]

发表回复

浏览过的版块